陈伯达：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

左起陈伯达，毛泽东和林彪（资料图）

令人惊疑的是，陈伯达暮年所写的《求知难》，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《读书》杂志上公开颁发。

只管署笔名“纪训”而未署陈伯达，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事业！须知，《读书》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常识界杂志，在常识分子中享有颇高的声望。笔者的文友、剧作家、作家沙叶新，曾对《读书》杂志有一句风趣而精辟的评价：“书可以不读，《读书》弗成不读。”

须知，当时作为“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”16名正犯之一的陈伯达，尚在服刑时代。他被剥夺政治权利，怎么可能公开颁发文章呢？

着实，这连陈伯达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！

既然《求知难》并不是陈伯达本人向《读书》杂志投稿，《读书》杂志怎么会颁发他的文章呢？

在《陈伯达传》第一版中，没有涉及幕后深层次的这一问题……

工作要从1982年4月22日提及。那天，有两位陈伯达的老同伙颠末公安部门的赞许，前去看望陈伯达。在这两位老同伙中，有一位跟周扬很认识。这位老同伙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，跟周扬提及陈伯达。周扬说，假如可能，盼望一晤陈伯达。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，就请这位同伙传达这一意思……

周扬，本名周起应，湖南益阳人氏，比陈伯达小四岁。解放前，周扬在上海从事文学界党的地下事情，而陈伯达则在北平做党的地下事情。不过，当周扬与鲁迅之间为“国防文学”与“夷易近族革命战斗的大年夜众文学”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刻，陈伯达曾颁发文章，主张“息兵”。他们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了解，又先后来到延安，在延安有过交往。

解放后，周扬不停是中国文学界的引导人，担负过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共中央鼓吹部副部长，而陈伯达虽然不算是他的“顶头上司”，职务却老是高于周扬。他们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，而且是邻居。不过，他们各自忙于各自的事情，彼此来往并不多。

此中，他们在事情上的一次交往，是在“四清”运动的时刻。那时，毛泽东已经对周扬引导下的文艺事情很不知足，以是毛泽东在跟陈伯达的一次发言中，谈到周扬，盼望周扬能够“下去”———也便是下乡。因为毛泽东是跟陈伯达谈的，以是陈伯达也就对周扬下乡一事给予关心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，周扬作为“四条男人”之首，受到重炮猛轰。陈伯达作为“中央文化革命小组”组长，也曾抨击过周扬。周扬在“文革”之初，便身陷囹圄。此后，陈伯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成为“第四号人物”，处于平生的顶峰。在1970年8月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，陈伯达遭到批驳，从此下台。不久，也身陷囹圄，与周扬一样。

然而，在破裂摧毁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周扬复出，从新担负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。陈伯达呢，作为“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”的16名正犯之一，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。